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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16

  近年来,因垃圾、污水、危险废物等环保设施建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而大部分事件的最后结果都是“一闹就停”。一边是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保设施,一边是公众质疑、邻避效应,部分环保设施在我国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最终陷入零和困局。

  多地环保设施遭遇“一闹就停”

“号贩子”问题是本次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6月27日,湖南宁乡县部分群众在县政府前聚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项目。6月25日,湖北省仙桃市居民认为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环评未充分征求民意,走上街头抗议。4月12日,浙江海盐县政府发布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公示,20日选址周边部分群众在县政府集聚、封堵道路抗议该项目。4月份,海南省万宁市、江西省赣县也都出现了针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众抗议事件。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垃圾焚烧的“邻避效应”就一直未断。民众抗争的结果是项目的搁浅,如仙桃市政府叫停了已经开工建设的该项目,海盐县宣布停止建设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矛盾之所以在近期集中爆发,在于近十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带来垃圾量的增长,已让各地垃圾填埋场纷纷告急。据住建部数据,201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达到17238.58万吨。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垃圾围城”的境况更为严重。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介绍,垃圾焚烧厂需要的用地面积是垃圾卫生填埋场的1/20-1/15,垃圾通过焚烧可减容90%,且每吨垃圾产生的污染仅为填埋的1/50左右,“尽管垃圾焚烧技术还需进一步改进,却是目前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有效方式。”

  除了垃圾焚烧外,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垃圾中转站等环保基础设施近年来在建设过程中,几乎都遭到民众不同程度的反对。今年4月,重庆市渝北区因在长安锦绣城小区附近修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遭居民抗议最终暂停了正在动工建设的该项目。2014年,沈阳金家湾污水处理厂因周边市民的强烈反对被环保部门“叫停”。长沙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作为中央专项资金投资的大型公益环保项目2006年立项,但由于受到周边村民的抗议,项目延期达8年之久。

  多原因引发邻避效应

  原本为公众带来良好生态效应的环保设施为何被嫌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环保设施同样会产生污染,对于疑似会产生污染的项目,出于对自身权益的关怀,公众提出质疑甚至抗议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是常见的。

  由于此前我国环保基础设施的滞后,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境治理设施,但部分环保设施又遭受公众质疑,进而产生“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专家表示,如果环保设施“一闹就停”,在这种恶性互动中,最终是政府、企业、公众利益共输的零和困局。

  张益认为,“邻避效应”的产生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监管漏洞所导致的公信力缺失。我国环保产业起步晚,部分排放标准、环保监管等方面不够严格,一些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项目运营不善、污染超标,臭气、烟尘处理不到位甚至偷排,影响整个产业形象,环保监管缺乏力度,给公众造成不良印象和抵触心理。

  其次,公众对环境利益的自我维护意识日益加强,但政府、企业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环境评价不够规范。从已发生的垃圾焚烧抗议事件中可看出,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解释、沟通工作,但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举措难以让公众信服,当地群众几乎对垃圾焚烧厂的决策、规划、环评、选址和建设等所有环节都持否定态度。在信息真空下,加上二VA英、臭气、废水等污染物被人为误导,引起周边居民的恐慌,进而被利用后演变成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另外,还有公众心里接受度的问题。

  此外,部分环保行业上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公众焦虑的主因。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一吨垃圾焚烧可以产生约360度电,根据目前的每度0.65元的上网电价,如果技术过关、运营得当,发电收益就能超过运营成本,再加上垃圾处理费补贴,以及特许经营、收益稳定,垃圾焚烧行业利润可观,“因此这几年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由此导致近几年各地上马的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理费竞标价格屡创新低。”

  “低价干不出好项目。”张益警示说。业内人士担忧,一些企业以低价中标拿到项目后能否真正有效运营、达标排放,如果政府提价还好,若政府不涨价,只能牺牲环保,造假盈利。

  环保设施建设须取信于民

  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要想消除公众对环保设施的焦虑,技术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环保监管是否严格、公众环保参与是否到位、环保设施是否坚持公益。要想重拾民众对政府、企业的公信力,首先必须采取严格监管措施。

  “包括垃圾焚烧在内的环保项目必须履行承诺,管理规范,不能超排偷排。”张益说。有关部门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快更新环保设施运行标准,如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2016年1月1日全面实施,新国标对排放控制更加严格,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基本上已与欧盟标准相当。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应严格按照新环保法的规定,对现有环保设施严格检查各项环境规范和标准是否落实,对不合格的设施限期整改,对大型环保项目污染物排放实施在线检测,对弄虚作假等违法者依法严处。

  5日下午,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问题,还是需要推进分级诊疗体系,重构三级医疗体系。

  分级诊疗体系该如何破局?对此,新京报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王陇德现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专访中,王陇德还回应了院士改革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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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改中政府如何定位

  从国际医疗卫生事业的趋势来看,提供医疗服务大部分都由民营医院完成。在发达国家,公立医院是极少数的,它的重要职责是解决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

  “我们恰恰相反。”王陇德说,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是政府承担的、收支两条线。可现在的大医院都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各界都在呼吁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可如果都恢复了,可不可行?不可行,因为政府承担不了。”

  王陇德认为,根本问题还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比如社会资本办医,政府该怎么管?发达国家非公立的社会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医疗需求,政府就是购买服务,主要做两件事:把医疗保险搞好,医疗保险都是同等支付;把监管搞好,监督医疗服务质量。

  谈医疗改革

  加强分级诊疗 分流患者

  家庭医生跟老百姓签合同

  新京报:号贩子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王陇德:号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医生,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比较欠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加强和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分流患者。基层医疗机构必须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患者才会留在基层。

  新京报:解决号贩子问题,需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做强基层。

  王陇德:是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推荐一种方式,一些国家的家庭医生制度,就是比较好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家庭医生不是治疗疑难症的,而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由政府来购买服务。

  新京报:家庭医生制度具体怎么运作?

  王陇德:家庭医生不是政府的雇员,他们或是以个人形式,或是形成一个组织,他们和老百姓签约,政府就按这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跟他结算。如果服务质量好,政府就按他跟老百姓签订的合同,付给他费用,如果服务质量差,就会受到惩处。

  新京报:中国是人口大国,家庭医生制度在中国有可操作性吗?

  王陇德:我觉得不是可操作性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全科医生的概念,你看我们的全科医生系专业培养出来的医生在等什么?在等着国家分配,你把我分到哪个医疗机构去。所以我的观点是最好叫家庭医生。我这个专业,这个系就是培养家庭医生的,当然这需要国家也建立家庭医生制度。

  “多点执业”成本应由政府支付

  新京报:既然不会马上培养出大批家庭医生,那么现阶段该怎么做强基层?

  王陇德:可以以团队的形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一个团队里,内科、外科、妇科等常见疾病的专科医生都要有。还要建立上下联动的制度,上级医院的医生定期下到基层机构,解决疑难杂症。

  新京报:“上下联动”不是多点执业该做的事情吗?

  王陇德: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至今,多点职业没有大的进展。多点执业推不开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院长自然要考虑,我的医生走了,不给我创收了,我还要发他一份工资、支付他差旅费,短期可以,长期怎么维持?

  新京报:“多点执业”的成本该由谁承担呢?

  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级医院的专家支援基层,应该是政府责任,政府应该支付这部分费用。政府承担成本,医生在不影响医院的运作机制、不影响医院创收的条件下,支援基层,院长就容易接受。这样才能把多点执业机制建立起来,才能真正提高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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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遴选近年变化

  2014年,我国陆续推行了院士遴选的改革措施,去年12月,两院公布了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这次增选,是一系列改革之后的首次增选。

  这次增选,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这样候选人推荐就剩下了两种方式:院士直接推荐、组织推荐。

  另一个变化就是增加了“终选”环节,由全体院士投票“终选”。

  王陇德说,对于这次增选,社会各界的评价很不错。不过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比如推荐方式,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之后,组织推荐是不是也应该取消?再有就是“终选”,由全体院士投票,可各个专业之间有差异,有的院士不了解候选人的学术领域,这样就难以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作出全面精准的评价,“所以增加的这个整体投票环节,还需斟酌。”

  谈院士改革

  院士推荐可学学诺奖

  建议不需要“组织推荐”

  新京报:近日有代表提出,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的人,却不是院士,值得深究,建议屠呦呦直接当选两院院士。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你怎么看?

  王陇德: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我觉得,遴选体制的改革,将来可能还是从推荐程序和推荐方式上入手。

  能不能像诺贝尔奖那样,不是每个人自己去申报的,有时候获奖者评上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候选人本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评选谁,候选人是谁,就避免了走路子、事先活动等不正常现象。所以真正需要改的就是现在这种提名方式。

  新京报:现在的推荐提名方式是怎样的?

  王陇德:现在主要是两种方式,一个是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另一个就是组织推荐候选人,比如科协、高校等机构。

  新京报:你觉得这两种推荐方式该怎么改?

  王陇德:我觉得将来就不需要这些组织来推荐了。院士内部、学部内部大家来讨论,我这个领域我觉得谁符合院士标准,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然后再评审。

  新京报:可假如取消了组织推荐,如果某人很想当院士,觉得自己也符合标准,即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候选人,还是可以根据公开的院士名单、学部委员名单,公关走路子。

  王陇德:我觉得如果整个评审制度改了,出台一些制度规范还是能管住这类现象的。而且,通过公关搞定整个学部的委员,让大家意见一致,这是很难的。

  行政岗位上退休 称号不退休

  新京报:还有不少人一直建议,打破院士终身制。

  王陇德:2014年一系列的改革当中,就已经完善了院士退出机制,明确了哪些情况“劝退”,哪些情况撤销院士称号,比如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就会被“劝退”。后来还出台了院士退休制度,跟其他人一样,到了一定年龄院士也要从行政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一般人是60岁退休,院士则是70岁。院士退休制度指的是从行政岗位上退休,而不是院士这个称号退休,院士是一个荣誉称呼,是对他以前工作业绩的一种认可,这个称号没有退休的说法。

  新京报: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院士的待遇会有多大变化?

  王陇德:院士本身的身份待遇,其实并没有什么,北京市就是一个月补助1000块钱,作为院士津贴。

  70岁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觉得是合理的,不过退下来以后,工作条件基本没有了,比如研究团队可能就没了,怎么提供一些条件,让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院士在业务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下一步还要研究。院士工作经验和工作阅历都很丰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还是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

  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等在国外也曾遭遇到民众恐慌,但经过多年与媒体、民众的良性沟通,最终平息了公共焦虑。张益表示,政府、企业和公众应在环保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互动,合力打造出一个“信息公开、操作透明、环境优美、以人为本、真正环保”的环保项目,污染物排放指标数据公众可实时查询,公众可通过预约到焚烧厂进行参观和查询,企业定期公布相关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并对周边居民建设健身、医疗公共设施,或补贴电价、垃圾处理费等。

  此外,业内人士还提醒,当前不少企业更看重的是环保设施的经济效益,如收取处理费,垃圾焚烧的发电收益等。在环保设施招投标过程中,不能唯低价是取,应综合考虑企业实力,加强行业自律和信息公开,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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